延伸

40岁演员演24岁林觉民

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，中国评剧院将推出新戏《林觉民》。林觉民烈士24岁时牺牲，但扮演他的演员已经40岁，要想贴近角色就不得不“装嫩”。“我们也没办法呀，剧院能挑大梁的演员都40多岁了，这中间断了10年没有人才注入。”中国评剧院副院长齐建波无奈地说。

“眼下我们还能支应几年，如果接下来的5至10年，演员队伍还不能跟上，没有优秀演员及时补充进来，评剧的问题就真的严重了。”齐建波说。其实中国评剧院不仅缺演员，还缺编剧，甚至舞美、乐队都断档，“谁愿意来我们这种清贫单位，我们就是守着一块清贫的净土。”上世纪80年代和齐建波一起到中国评剧院的40多人现在还守在评剧舞台上的不过六七人。

谷文月说，“现在的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了，却不能像我们那样一心一意地切磋艺术了。”齐建波却很理解现在的年轻人，在中国评剧院一个挑梁主演一个月也就挣四五千元，一般演员挣两三千，在北京生活这实在不能算多。“生活状态不能好转，他们就不能踏下心来研究艺术。”

对于北戏招收评剧专业，齐建波认为这是一个好事，但他说培养一个评剧演员并不容易，“文化要抓好，专业师资的配备也要跟上，如果这个班能培养出一个好演员，那也算值了。”

不过，对于评剧的未来，齐建波还是充满信心，“评剧不会消亡，它还是有自己生存的土壤，有大众的基础，社会上的民营评剧团不也能存活下来吗？”另外，评剧院还正准备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推出一个评剧“精英班”，培养更多的评剧精英人才。

对话

谷文月：我为我的评剧惋惜

“你要去采访谷文月呀？帮我给她带个好。”家里的老人听到谷文月的名字就两眼放光，还哼起了《杨三姐告状》里的小调。66岁的谷文月住在北五环外回龙观的一个小区里，这里离地处南三环的中国评剧院很远，可是当她谈起她的剧院，谈起她的评剧时，那满腔的深情依然令人感动。

曾像歌星一样受欢迎

记者：您怎么看评剧的现状？

谷文月：在电影、电视等更多娱乐方式的冲击下，各种传统戏剧都受到冲击有些没落，只不过评剧要加个“更”字。没有好角儿，没有好戏，让它比别的戏剧形式沉得更深。

记者：您还记得当初观众对评剧的态度吗？

谷文月：(上世纪)80年代我在老长安戏院演出《三看御妹》时，为了能有好座位，很多观众夜里就来排队买票。演出结束时，有个女戏迷跳到台上搂着我说“我爱死你了！”

记者：就跟现在的歌星、影星一样的待遇呀！那现在您感觉失落吗？

谷文月：可不是嘛！光一个《杨三姐告状》我就演了3000多场。不过我心里的感觉不是失落，而是惋惜，我为我的评剧惋惜。

演员浮躁编剧太少

记者：评剧界曾经有过新凤霞、小白玉霜和您这样的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大明星，为什么现在却沉寂了，没有好角儿好戏了？

谷文月：没有好角儿，是因为现在年轻演员太浮躁，好多人的心思就没在舞台上、没在评剧上。这次北戏招生有几个中国评剧院的孩子去考，有的人也不换练功服，穿着皮鞋就进了考场，觉得自己不用考什么了。当天中午我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，我不是说他们不尊重我，而是他们对艺术的态度让我觉得悲哀。

没有好戏主要还是没有好剧本。评剧的发展剧本是大问题，以前评剧院有十几个剧作家，以老院长胡沙率领着高琛、何孝充、郭启宏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搞创作，现在全北京的戏曲编剧就剩王新纪一个人了。不过，没有新剧本也可以从老剧本中挖潜力啊，老剧作家们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可以复排重演。我的30多出戏，传下去的不到10出，我也是从老一辈那里继承下来的，不能断在我的手上呀。

记者：评剧是北京市非遗项目，也需要有人来传承。

谷文月：北京市给了我一个非遗传承人的名号，我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。现在有几个小孩在跟我学戏，我都不收学费。也许他们将来不干这一行，但我也希望能让他们周围的人知道什么是评剧。

演现代戏评剧原是老大

记者：现在评剧给人们的感觉好像是专门为农村市场定制的，表演的内容也滞后于时代。您怎么看？

谷文月：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认识，要说演现代戏评剧绝对是戏曲界的老大。你想，早在民国评剧就演了当时的时装戏《杨三姐告状》。

记者：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？如果您是一个评剧院的院长会做什么呢？

谷文月：得有些踏踏实实的干部真正踏下心来把评剧艺术往上推。胡沙院长在中国评剧院干了几十年，剧院有一种整体合作的氛围，评剧《高山下的花环》能成功，就依赖于这种合作。

如果我是评剧院院长，我要抓质量、抓宣传、抓队伍的凝聚力，这些都是现在评剧发展所欠缺的。